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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今社会贫富差距问题(1)

其它社会学论文   点击:次   发布时间:2008-12-13   【字体: 】   来源:Gzu521.com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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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社会学强调的是社会效益,核心就是公平问题,而贫富差距又是最值得关注的。本文不参与经济学中的各种争论,而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贫富差距,探究人类和我国贫富差距的起源,了解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现状,认识什么才是一种合理的贫富差距,探讨怎样才能达到相对合理的贫富差距。


关键词:中国 社会 收入 财富 区域 城乡 分化 不平等 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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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确立的唯一基础之上。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人类有了社会分工,社会出现了主人和奴隶,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者和被统制者,社会也由无产阶级进入到了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中指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种分离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着。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分工的发展具有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它促进了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将社会某一集团和个人,终生固定在一个特殊的狭窄的活动范围之内。由于劳动被分成了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了几部分。这样人不但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群体,而且还会依不同的条件和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社会分层也就产生了。

  我国在改革前属于公有制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虽然当时亦有工人和农民两大基本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小的阶层,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不高,各阶级之间贫富差距也不是很明显。但由于改革开放了之后,我国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变为了以公有制有主体,多种受益者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社会分工也日益复杂,工人和农民阶级已经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重组,出现和形成了有不同利益要求、不同价值取向的多重阶级结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自01年以来,每年经济都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但这种变化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进一步拉大,直接影响的就是人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1、比基尼系数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之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2、区域分化  我国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政策规定。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繁华的都市或沿海地区,人们会看到一个美仑美奂、日新月异的缤纷世界。到处都是沸腾的建筑工地、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阶段曾经出现过如此火爆的“奇观”。现在中国已经有13个副省级城市的gdp超过3000亿,而与此同时,甘肃、贵州、海南、宁夏、青海、西藏6个省、自治区的gdp尚未超过3000亿。以2006年排在第一名的广州市来计,gdp几乎相当于青海省的10倍。

   3、城乡分化
   自1949年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

   4、民生问题关怀不够
   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对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今过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地并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地是由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因而往往缺乏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较小。

   但是,贫富差距是否已超过社会可以承受的合理区间?是否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合理秩序甚至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否对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一个国家都要在“刺激劳动积极性”和“关注社会公平”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就涉及到了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份额,社会就没有动力,就好比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一样。因此,任何都要把刺激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公平的福利机制调节好。否则,要么出现经济动力不足的问题,要么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

   经济学更多强调效率,社会学更多强调公平,实际上,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视角的分析。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基本可归结为三大理论流派:第一是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主张效率优先,主张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社会,才能够体现出比较高的效率;而只有很高的效率,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们才能获得财富的分配。所以,他主张充分的竞争和自由,主张废除集中管理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把效率放在了首位。第二派,以《正义论》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为代表,他主张公平至上,他的正义论,含义是公平的意思。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使“不平等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那么,一切社会资源就应平均分配。以上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第三派的代表人物是奥肯,他主张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和效率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奥肯提出疑问:所有的不公平就一定促进效率吗?他认为不一定,不公平太大,引起了底层工人造反,就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了。反之亦然,比如主张公平就过分地对企业主课以重税,这样的结果往往造成企业主投资、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整个社会生产也会随之下降,最终使人们获得的收入减少,这样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会损伤、破坏社会福利基金,最终也达不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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