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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治学思想论略(1)

文化类论文论文   点击:次   发布时间:2008-3-2   【字体: 】   来源:Gzu521.com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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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博返约的治学门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偏重人文的治学内容,叩其两端的治学方法,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由学而思而行的治学过程,好学乐学、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表明孔子的治学思想同其政治、伦理思想一样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孔子的为学思想也具有中庸性。中庸思想的二重性与矛盾性内在地蕴含着折衷主义的因素,它或多或少会导致学术上的庸俗主义和学者人格上的明哲保身。一统思想也是一元主义的思想源泉。在孔子那里为人重于为政重于为学,发展到后世儒家,便是道统重于政统重于学统。这种先后之序必然导致学术的附庸性;其次,一统思想与打击异端也往往紧密相连,容易导致学术的单一性;此外,为了一统的实用主义也常常与求是求真发生矛盾,孔子本人的表现便是隐讳与曲笔。理想的学界状况自然是普适性与多样性的统一,道统、政统与学统平等互利、多边互赢。

关键词:孔子;治学;思想;中庸;系统 AJC JydK?Z=ltHa [ 本 资 料 来 源 于 贵 州 学 习 网 社会学文化类论文 http://Www.gzU521.com ] AJC JydK?Z=ltHa

 刘 伟 生

如果从传统的一统思想入手,把孔子算作中国古代的第一位大学问家,则学术思想史的考察也理应以孔子为起点。孔子治学思想的初始性内在地包容着统一关联的多个侧面。

其一曰:由博返约的治学门径

《论语·雍也》篇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1]p105(又见《论语·颜渊》)朱熹注曰:“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1]p105《论语·子罕》篇又载:“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1]p130朱熹解释说:“博文、约礼,教之序也。言夫子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1]p130这孔门师生归结出的“博”、“约”两字,颇得宋明理学家的推崇,认为它们是致知格物和克已复礼两相结合的个性修养的最为切当的表述,也是孔圣人训导门徒的主要内容(“文”与“行”)和必经途径。但不管怎样,博约结合、由博返约的修行方式最终却转化成了儒家的治学宗旨与门径。近人刘师培说:

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故儒书所记,悉以博、约为治学之宗。如多闻多见,博也;“择其善者而从之”,约也。多能,博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约也。《中庸》言致广大,极高明,博也;尽精微,道中庸,约也。其有反乎博、约者,如执德不弘,即不博也。信道不笃,即不约也。故子夏戒之。若夫《中庸》言博学而归之于慎思,子夏言博学而归之于笃志,孟子言博学而归之于详说,皆博而继之以约者也。朱子《中庸序》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匪独道然,即为学亦然也。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惟朱紫阳、戴东原乎![2]p16

刘氏的这篇题为《孔门论学之旨》的读书随笔,不仅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博、约为孔子论学之旨,而且非常简要地分析了孔门后学治学的实质与得失,实在不容我等再来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既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也重理论思维的准确驾驭,最终还离不开实践的检验。而相对于今天偏于浮躁而缺少沉潜的学风而言,学术功力的积累显得犹为重要,没有“博学以实之”的前提条件,就不会有“文章以达之”圆满结局。

 

其二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实事求是是治学的根本态度,也是基本功夫,因为事不实则非夸即诬。孔子特别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1]p115大意是说: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创造的人,我没有这个毛病。他又跟他的弟子子路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1]p67这段话是孔子在子路作其弟子后不久说的,是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并用以律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治学思想原则。具体来说,他对自己不确切知道的事物往往存而不论,而对他确实了解的事情则力图言必有中、言必有据。例如,当子路问他对鬼神、生死的看法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p147又如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p91说明孔子对当时流行的有关鬼神、性(天性)和天道的说法采取存疑的态度,即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p167的态度。难怪鲁迅先生也嘉许:“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3]p296但相对于天道、鬼神而言,孔子对于“人道”却达到了博古通今、继往开来的地步,所以他能针对每一具体情境提出中肯而又富有哲理、贯彻中心意旨的言论。如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1]p173,便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含有深刻意义的,对人们都要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的哲学概括,即使在今天,这个概括仍然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大体而言,整部《论语》中的孔子言论都是简约精当而又合符孔子仁学思想的。但即便是孔子极力倡导的东西,他也讲究言必有据。在《论语·八佾》篇里,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p74《论语·子罕》篇则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p128可见孔子重视证据,反对主观武断、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充分的证据正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后来清代的学者把这一要求发展到了极致,提倡先笺疏而后议论,先证据而后发明的学人风格。事实上,缺少笺疏能力的凌虚议论往往不得要领,没有证据的蹈空发明则无异于空中楼阁。

 

其三为:偏重人文的治学内容

尽管我们说孔子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自己也以“好学”自命,《论语》也强调“博学”与“多学”,而实际上其所学者不外乎“学文”、“学道”、“学诗”、“学礼”等对象,均不出政治、伦理范围,其中尤以“学礼”为主;问的内容也无非是“问智”、“问仁”、“问君子”、“问政”、“问孝”、“问使民敬忠以劝”、“问知礼”、“问礼之本”等,全是政治伦理问题。如《论语·学而》篇里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p61讲的就是一种伦理实践。子夏把老师的这一观点表述得更为明显:“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p58所以相对而言,孔子略于“天道”,详于“人道”。其中原因,一者因为兴之所至,孔子重视的是现实社会与人生,一者因为时代的限制,科学水平不发达的限制,使他只能如此。这样一来,由于孔子重视“人道”,对社会、伦理的问题谈得很多,加之他精通古代文献典籍,博闻强记,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现象和民间习俗,他终于成为当时一位承上启下、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他的思想也便是中国古代最早较系统、较深刻地研究“人道”的大学问。这种倾向经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不断倡导,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后任何宣传“天国”、“彼岸”的外来宗教思想体系,都不能在中国社会长久地占据统治地位,而最终被中国的传统思想所汲取与消融,其原因与孔子不无关系。为此,冯天瑜[4]与李宗桂[5]p324把中国古代的文化类型定位为伦理政治型。另一方面,正由于孔子略于“天道”,即不重视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探索,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起了轻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消极影响。对于孔子一派偏重人文的缺失,钱穆先生的认识颇为深刻。他说:

但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亦有他的缺点。第一:是他们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周的物界与自然。第二:是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于社会上层而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第三:因他们太看重社会大群的文化生活,因此使他们容易偏陷于外面的虚华与浮文,而忽略了内部的素朴与真实。[6]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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