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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1)

文学论文   点击:次   发布时间:2007-7-7   【字体: 】   来源:Gzu521.com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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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三百”中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了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的人伦理想。自《诗经》以来,亲情诗不绝如缕,蔚为大观,凝结其中的丰富深厚美好淳真的亲情,构成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关键词:《诗经》; 人伦传统; 亲情诗  

一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3](p28),《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4](p523),足见其重要性①。在古代人看来,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在这五伦之中,夫妇、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这三种关系,发之於“人之大欲”,归之於社会伦理,中国人常称之为“天伦”②,是因婚配、血缘和长幼等而产生的亲情。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伦理,即是分别协调夫妇、父子和兄弟这三种基本家庭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p292),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毛诗序》)。由于中国古代有这种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亲情诗的源头。翻开《诗经》,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三百”中,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二  
夫妇人伦是周人的首重之情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点,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男女两性的结合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伦理亲情关系。《诗经》以《关雎》为首,即含有敦厚夫妇之意,正如《诗大序》所云:“风天下而正夫妇。”有夫妇始有人伦,《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与子夏论《关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妇乃是人伦礼义中极重要之一环,如《礼记·内则》云:“礼始於谨夫妇。”[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妇关系和谐了,才谈得上其它。故《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后有五伦次序,从而构成君臣之国家关系。东汉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认为《诗经》以《关雎》始,即象征它对人伦的关切。夫妇间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维系夫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首结婚典礼上的乐歌②,《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之好”[10](《孔子诗论》10、14、12),既有在雎鸠关关和鸣的河边与淑女邂逅的一见钟情,又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对“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爱恋,又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夫妇和睦的挚情美满。 
《诗经》写夫妇之义的诗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导向君臣国家的政治伦理轨道,而是充盈着浓浓的天然温情,从中可以领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图景。如《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 ,左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此诗题旨,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妇人乐其夫不再行役之辞:“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於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11](p43)诗人捕捉了一对情真意挚的夫妇奏乐舞蹈,相招相乐的行为片断:夫妇贫贱相守,心乐情爽,双双同歌共舞,自娱自乐,其形阳阳(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欢快的格调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对相敬如宾、鱼水情得的恩爱夫妻,和睦爱敬,其乐融融。如果说这里体现的是对“礼义”所倡导的夫妇之道的礼赞的话,那么《郑风·女曰鸡鸣》则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剧,在率性朴质中表现出夫妇间温磬的爱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认为此诗是“乐新婚也”[12]。全诗通过这对勤劳的青年夫妇维妙难肖的对话,以几个依次展现的特写镜头表现出二人世界的无限温情,夫妇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夫妇分离是家常便饭,《诗经》表现情深意笃的夫妇再次被宙斯之剑劈为两半时对当事人所造成的触及生存本质的深深挫伤,今天读来仍使人有心灵震撼之感。这方面以《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为代表。两首诗均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写思之切,末章写思之苦,聪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离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乱的无尽痛苦之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对“伯”的刻骨相思丢不了、治不好,一层深似一层,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画出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思妇怀人形象,堪称千古“闺怨诗之祖”。《君子于役》共两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见景怀人,情思悲切,日落黄昏,这位思妇独自依门而望,鸡栖于窠,牛羊归栏,行役夫君,还未还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声深情的叹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见思之切、忧之深,在带有某种朴野色彩的情性表达中,显示出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唤着生命性灵的完整;同时也以对“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人共通心理的敏锐捕捉,唱出了千载以下人们的共同心声。《邶风·绿衣》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他穿上妻子生前亲手缝制为自己的绿衣黄裳,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启后世“悼亡”诗之先河。《邶风·击鼓》写一位“从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为家室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动人心魄;《豳风·东山》写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细雨濛濛的归乡途中思念家室的内心活动:“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灵感应,将征夫、思妇相互怀恋的真切感受和盘托出。此外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不能算是亲情诗,但其中有很多对过去夫妇家庭生活的回忆,把那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决绝,均表现出在合法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妇正道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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