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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1)

文学论文   点击:次   发布时间:2006-7-28   【字体: 】   来源:Gzu5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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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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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7DpJ=dhkO@=vsQ/[email protected][ 此文转贴于我的学习网社会学文学 http://www.Gzu521.com]7DpJ=dhkO@=vsQ/[email protected]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 、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 ”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24]这一看法显然过於保守。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帛书《衷》第31行有“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等33字错简,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易曰:聒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易曰:黄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发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龙,不以亓白阳人之黑,故亓文兹章。易曰□□既没,又爵□□□居亓德不忘。单于野,亓血玄黄。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见之胃也。变而不能去亓文,则文亓信于”等147字错简。[25]这些错简的存在,说明帛书易传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並非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应较其抄写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书《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记录汉文帝三年(前177)为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显然太近。其成书年代应该还得靠前。 

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 

上述郭店楚简《六德》篇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认为从《易》、《春秋》两书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人也”,认为《易》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天道人道之书,还能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吗?还能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吗?王葆玹“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之论,当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旧说,[30]纯係猜测之辞。而近藤浩之竟本以为说,[31]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从上述郭店楚简的材料看,所谓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诸说,完全是错误的。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UK! LlI8 iiJYaGR[本_文_来_源_于_我_的_学_习_网社会学文学 http://Www.GZU521.Com ]UK! LlI8 iiJYaGR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45] 

孔颖达疏: 

“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诬。[46]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这些论述,疑古学者都以其为汉人之说,不予正视。其实可与《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话比较: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61]“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言“六经”之序,首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次,与《礼记·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乐》《诗》《书》《礼》《春秋》为次,将《易》提前至“六经”之首,则与《礼记·经解》不同,但从《诗》《书》《礼》《春秋》的排列看,其从《礼记·经解》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由此可见,《礼记·经解》之说当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简有《缁衣》篇,内容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礼记》的许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旧文。《礼记·经解》之说亦当如此。[62]只是疑古论者不肯承认而已。 

    《论语·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段,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63]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65]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並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係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66]当为战国抄本。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後,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较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67]这一意见值得重视。如果以鲁《论》作“亦”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论》就难以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汉时“易”、“亦”两字音近,将“易”写作了“亦”,才有了鲁《论》的異文。因为古《论》是战国抄本,鲁《论》是汉代抄本,只有汉代抄本才会出现“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缪和》;以“子曰” 论《易》的,有《繫辞》、《衷》。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我们能不信这些抄写於战国中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简为是吗? 

池田知久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在方法论上有误。从逻辑上说,是使用默证。我们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只要先秦文献一条确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就必须穷尽所有的先秦文献。事实上,保留下来而我们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献去证无,其结论难免不会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帛书易传诸篇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记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 

《孟子》不称《周易》,荀子《劝学》篇、《儒效》篇两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原因並不是当时儒家的经书里没有《周易》,而是因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内部有所争议所致。《周易》进入六经较晚,又不象《春秋》没有争议,《孟子》不称、《荀子》罕及,说明孟、荀都象子贡一样,是孔子“老而好易”的反对者,在儒家内部,在《周易》问题上,他们与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诸篇的作者属于不同的门派。《商君书》《农战》、《去彊》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68]也是因为《易》与《春秋》在先秦六经中後出,影响不及《诗》、《书》、《礼》、《乐》所致。这一解释,应该比以有限的材料去证无可靠得多。 

  

结  语 

从《论语·述而》篇、《子路》篇到《庄子·天运》篇、《天下》篇,从《礼记》到《史记》,从以《要》篇为代表的帛书易传到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诸篇,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一再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面对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这大量事实,应该反省、检讨自己,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从自己的史观上去寻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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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 

2.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1982. 

4.      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6.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1995年1月。 

8.      王葆玹:《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10.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12.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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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此说较早的有钱穆(《国学概论》第23页)。近些年来国内有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张恒寿(《庄子新探》,302页)、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56页),国外有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等。

[2]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7页。

[3]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

[4]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页。

[5] 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

[6]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62页。

[7]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79页。

[8]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0-71页。

[9]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88页。

[10] 《说文解字段注》第102页,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1] 《宋本玉篇》第172页,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12]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80、79页。

[13] 第42、43简虽称礼乐,但句式不类,故不採 。

[14]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 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见《包山楚简》图版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32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 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2号简。

[18] 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第125页,《信阳楚墓》。

[19] 《汗简·古文四声韵》第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Geu]PA3Em"q%Z![ 本_资_料_来_源_于_贵_州_学_习_网 社会学文学 Http://wwW.gzU521.coM )Geu]PA3Em"q%Z!

[20] 转引自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第10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 可见夏竦《古文四声韵》云“”字出自《古**》,完全是信而有徵的。夏竦所见到的《古**》与楚简本《**》应该相近。

[22] 陈鼓应认为帛书《繫辞》是祖本而非抄本,显属常识性错误。说见《也谈帛书繫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页。

[23]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81页。

[24]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25] 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一册第33-35页。

[26] 廖名春:《〈缪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213-2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7]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36页。

[28]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29]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页。

[30] 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第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此文写於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31] 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32]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8、39页。

[33]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7、38页。

[34]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5]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引,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

[36] 《十三经注疏》第113页。

[37] 《太平御览》引,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页。

[38] 王葆玹:《 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9] 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34页。

[40] 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第67页。

[41]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又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第7、18页。

[42]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8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177页,萧统:《文选》第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4] 朱谦之:《**校释》第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6]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7] 《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8] 参见《十三经注疏》第1415、1634页。

[49] 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340页。'!k0-(^[?c}*nL [转 贴 于 我 的 学 习 网 社会学文学 HTtp://wwW.gzU521.coM)'!k0-(^[?c}*nL

[50]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4页。

[51]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页。

[52] 见王葆玹1998年6月10日在炎黄艺术馆“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3] 在1998年7月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会议”上他曾当面质询过我。

[54] 转引自张恒寿《庄子新探》第30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5] 《庄子新探》第302页。

[56]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57]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0页。

[58]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

[59] 《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60]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1] 转引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

[62] 徐复观承认《礼记·经解》的“孔子曰”“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但又认为是作秦博士的荀子门人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组在一起,将荀子的《诗》、《书》、《礼》、乐、《春秋》扩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因而断《礼记·经解》“出於荀子门人之手”(《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其实,《礼记·经解》既然“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其六经並称就不可能“出於荀子门人之手”,徐先生夸大了《礼记·经解》与《荀子》的关係。

[63] 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5] 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91页。

[66] 班固注,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 编》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60、61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68]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以为《商君书·农战》篇称举《诗》、《书》、《礼》、《乐》、《春秋》,惟独缺《易》(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不确。据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春秋”当为“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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